图源：视觉中国
何为“后现代困境”？若是按照波德莱尔的想法，现代性是“过渡、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和不变”，那么后现代便是过渡的终结，是作为一种瞬时经验的现代的重新发端。然而在舍弃了“永恒与不变”之后，现代性并没有留下任何确定性的遗产，这便是后现代的困境所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绵延的“长时段”，可是这个长时段的核心却是不确定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歇尔·伯曼语）——在“唯一不变的是变化”的状态中，个体需要以怎样的方式，来确保自身的稳定？
以下三本新书都不是教人“如何成功”的指南，而是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理解之后，方能重新想象未来。
“压缩现代性”之下的生存困境
韩国学者张庆燮以其原创概念“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解释当下韩国社会的诸多矛盾。自所谓“汉江奇迹”开始，韩国经济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仅用了几十年时间便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但这种发展却伴随着极其明显的“压缩性”特征——在时间上，是原本常规发展所需的时间被大大压缩；在空间上，则是有限几个大城市拥挤不堪、寸土寸金。社会整体的压缩性落到个人身上，使得机会成本及其诱惑性同步增加，导致人们甘愿付出一切，只为追逐一个“上岸”的机会。
展开剩余85%当万物流动不居、渴望与需求皆有可能由外部创造时，真正稳固的，反而只有人自己的意愿与希望。
于是在金敬哲的《坐困穷途》一书中，韩国的“内卷”最令人咋舌之处，也许并不在于种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而在于所有年龄段的社会个体竟会不约而同地“自愿”内卷。比如为了谋求更好的未来，学生们参加各种补习班并不稀奇，然而“有的补习班由于太出名而一席难求，甚至连培训如何进入补习班的补习班都出现了”；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的英语发音更“地道”，甚至不惜让他在五岁之前接受“使舌头变长”的口腔手术。而对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在学生时代通过“内卷”积攒的种种“身份货币”，一旦来到求职阶段便会大大贬值。但这并不会打击他们的热情，反而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由此导致了“为热情买单”的现象，即公司利用年轻人想要工作经验的急迫心理，提供低薪甚至是无实薪的实习工作来收割他们的“热情”，作为维持公司运转的“廉价燃料”。
那么，拥有稳定工作机会的中年人，他们的生活会相对从容一些吗？在职场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们似乎更容易陷入绝望。韩国男性常常以“起—承—转—鸡”的戏谑说法来描述自己的人生轨迹，指的是无论高中毕业还是名牌大学毕业，无论入职中小企业还是名牌大厂，人生的终点都是开炸鸡店——但拥有自己的店铺并不是“功成身退”的体现。据统计，从2014年到2018年，韩国每年有6800多家炸鸡店开业，8600多家关门。于是开炸鸡店实际意味着进入了新的“大逃杀”游戏模式，而中年人往往是在越发内卷的职场中败下阵来，才试图在这个看似容易上手、实则更加惨烈的“新战场”谋求东山再起。
老年人也休想逃脱“内卷”的命运。捉襟见肘的退休金使得韩国拥有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退休时间最晚”与“中老年人贫困率最高”两项“桂冠”，无法退休的老年人要么从事出租车司机一类相对稳定的工作，要么就只能以拾荒为生。但即便是前者，也在面临“网约车”等全新经营形态的冲击。
如果说全方位内卷导致个体无论在怎样的年纪都无暇顾及自身，那么这样的个体自然也很难以理解、同情的姿态面对他者，社会层面的观念分歧乃至撕裂便不可避免。比如韩国中年男性中间存在一个“大雁爸爸”群体，为了让孩子享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哪怕只是逃离韩国“内卷”的环境，他们将妻子和孩子一起送到国外生活，自己留在韩国工作赚钱。然而这个群体中间也分裂为“老鹰爸爸”和“企鹅爸爸”两类，前者经济条件更好，随时可以“飞”到异国探望妻儿；后者经济能力有限，“想飞不能飞”，仿佛在冰天雪地里孵蛋的雄性企鹅，只能为下一代付出一切。可想而知，当“大雁爸爸”中有人因为无法忍受长期孤独的生活，婚姻破裂乃至自寻短见，社会关注的焦点往往会指向“身份”的差别——仿佛遭受这般命运只是因为“企鹅爸爸”能力有限，而真正导致悲剧发生的社会结构问题却由此被人忽略。
在畸形亲密中最终收割了自己
“PUA”原本是“搭讪艺术家”（Pick-up Artist）的缩写，在大众语境中也泛指这一类人宣称自己掌握的情感操控与精神控制技术。在《亲密陷阱》一书中，作者瑞秋·奥尼尔的核心观点是围绕PUA诞生的骗色产业，其泛滥“并非对当下社会习俗的偏离或背离，而是对现有文化规范的延伸和加速”。奥尼尔进一步指出，我们当下的“现有文化规范”，很大程度上是将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结构问题推向个人，强调个人只有通过利己主义的“自由竞争”才能解决人生困境，即所谓“新自由主义”，同时又否定了结构性不平等的存在。骗色产业的“合理性”由此成立：它鼓励人们——主要是异性恋男性——将发展亲密关系视为一种竞赛乃至生产，找不到伴侣只是因为“技术不当”——只要跟随“导师”学习，问题便能迎刃而解；而女性也不应再为自己受到的骚扰乃至侵害发声，“如果现在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女性就不能再表达痛苦”。
《亲密陷阱》，[英]瑞秋·奥尼尔 著，魏华容 译，岳麓书社2025年出版
可是，亲密关系本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你情我愿”，哪里来的“生产”与“技术”？在奥尼尔看来，骗色产业真正的诡异之处，在于它将原本经由人与人直接的沟通、交流、发展得来的亲密关系，变成了一种需要经由他人指导才能实现的“中介式亲密关系”。她在书中提供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一个30岁的男性，原本有一段正常发展的异性关系，但他渴望让这段关系“更进一步”，于是报名参加了PUA课程。导师告诉他，男人不可以总做“老好人”，事事顺从女方。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言行举止，结果却导致关系破裂。即便如此，男人依然不愿意批评这一产业，只是抱怨自己没能充分利用“导师”传授给自己的“技术”。
经由这一案例，我们不难看出，PUA非但无法真正帮助任何人建立有益的情感关系，反而会导致他丧失原本拥有的关系，因为PUA本质上是对正常的亲密关系乃至人际关系本身的否定。在骗色产业的语境里，亲密关系绝不是“你情我愿”，而是一种单向度的现实利益：一方只有不断收割这种利益，才能标榜自己的成功，而“只有拒绝与他人产生感情，才能不受约束地追逐自身的利益”。
于是在围绕这一产业构建的社群内部，有人一方面付出时间与金钱学习所谓“技术”，然后在实践中付出“巨大的情感劳动”。然而当这种劳动针对的只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或亟待征服的物品”，骗色者渴望在一段关系中得到的便只有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情感剥削乃至精神虐待便不可避免。在我国，PUA一词真正引发广泛关注，始于2019年的“牟林翰案”。这一案件的恶劣性质，使得大批经营PUA培训课程的公司被依法关停。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难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泡妞指南”“恋爱课程”一类的内容。这表明建立亲密关系（或更直白地说，收割情感价值）已被相当一部分人视作一种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技术”。
这种“学习热情”绝非孤例。骗色产业真正的可悲之处，也许在于人们对自我情感、欲望主体性的让渡仿佛可以永无止境。一旦他相信自己只能通过效仿某种规范来实现自我价值，他就很难去思考何为自己真正的欲求。殊不知，最终真正被收割的，只能是他自己。
如何在“借来的时间”中想象未来
《坐困穷途》与《亲密陷阱》分别呈现了新自由主义对个人外在努力与内心情感“竭泽而渔”式的剥削倾向，而《活在借来的时间中》揭示的则是后现代社会作为“透支型社会”的当下现实——在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共同诱导下，人们习惯了通过信贷来满足种种欲望，看似“活在当下”，实际上却是活在提前透支的未来当中。这种生存模式依赖的是资本在未来依然会“无限增长”的承诺，然而，早在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中，这种模式就已被证明是一个超大版本的“庞氏骗局”。
《活在借来的时间中》即成书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但在作者齐格蒙特·鲍曼看来，这次危机以及随后的银行业崩溃“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落”，因为在随后召开的20国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无意对市场加强监管，反而“认可了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信条的承诺，并着手将国家变成一家为银行和华尔街发行保单的巨型保险公司”。这便是本书的核心：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难以遏制，自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社会国家”已经逐步将自己“保证所有人生存安全”的职能交付给市场，而市场提供的“解决方案”到头来只会把其本身的结构性矛盾推向个人。标志着这一转型的关键人物撒切尔夫人有一名言：“除非药丸是苦的，否则是治不了病的。”对此鲍曼锐评道：“但她没有提到的是，她的苦味药丸是让一些人吞下，以治疗另一些人的不适。”但这样做的后果还不只是转嫁危机给他者，因为“她所实施的治疗方案迟早会导致另一种病痛，它会以各种形式影响到每个人，然后每个人都不得不吞下苦味药丸”——逐步摆脱监管的自由竞争最终只会走向无序，而无序最终导致的只会是席卷所有人的混乱和灾难。
鲍曼提供的这一分析框架极具普遍性。对于无序竞争导致“全民内卷”的韩国，其显著特征之一是对经由“医美”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的热衷，譬如五岁的孩子为了说好英语需要接受口腔手术，而人到中年的职场人士选择通过美容保持“容貌竞争力”。鲍曼讨论了一种名为“睫毛稀少症”的“病症”。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在由消费主义主导的美妆行业的判定中，有的人“睫毛过少”。当一种缺陷被“发明”出来，消费主义的话术就会诱导人们相信“你必须尝试补救，否则便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无法企及的完美的渴求与消费主义无限制造需求的目标相契合，最终导致了人们哪怕透支自己的生活，也要追逐这种并无实际意义的目标。
在奥尼尔的《亲密陷阱》中合规配资平台，骗色产业所依赖的同样是以消费主义的思路对亲密关系进行的重新定义。尽管信奉PUA的人们既无法收获“亲密”，更无从维持“关系”，但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产业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鲍曼看来，消费主义追求及时行乐的新生活策略导致年轻人越发将爱情理解为一种“现成物品”。尽管在他的经验里，“爱是两个独特的人的交流”，但“恋人们期望、希望、渴望达成的爱情远非独一无二”。他只能确定爱不是什么——它一定不是能够“批量生产”的产品、一种无视主体间性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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