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包工头刘德发从政府大楼里冲出来时,腿都软了。他脸色惨白,领带歪斜,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看见我蹲在马路对面抽烟,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声音都在抖:“周哥,你认识评标组的人对不对?帮我说句话,求你了!”
我慢慢吐出一口烟圈,没接话。
他大概永远想不到,让他栽这个大跟头的,正是他这半年来每个月都敢克扣两千块钱的那个“老实人”。
半年前,我刚从一个跑路的老板那儿回来,兜里就剩两百块。闺女学费还差三千,媳妇愁得整晚睡不着。在劳务市场,我遇到了刘德发。他穿着花衬衫,递给我一根烟,开价一天三百,比市场价高。我没得选。
上工第一天,我就见识了他的手段。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因为砌墙不直,被他指着鼻子骂,差点挨踹。周围的人都低着头,没人敢吭声。我攥紧了拳头,但想到学费,忍住了。工长老陈私下提醒我:“刘老板结账爱扣钱,总能找到理由,能忍就忍吧。”
果然,第一个月结账,八千四的工钱,他扣了我两千。理由是我砌的墙“灰浆不均匀”,还甩出几张照片。可我一眼就看出,那根本不是我砌的墙。我没争辩,拿了六千四就走。走出板房,我掏出手机,把上周拍的工作照片和今天的扣款单,一起存进了一个新建的文件夹,名字就叫“刘德发”。
第二个月,扣款理由是“进度慢”。第三个月,变成了“材料浪费”。我依旧没吵没闹,每次拿了钱,就默默把证据存好。媳妇发现我工资不对,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说工地效益不好。晚上,她看见我在电脑前整理表格和照片,眼眶红了:“周建国,我不想你出事。”我抱了抱她:“放心,我有数。”
我不是没脾气。十年前刚退伍那会儿,我也曾因为打抱不平挨过揍,丢过工作。这些年我明白了,对付刘德发这种人,光有热血不行,得有证据,更得等一个能一击致命的时机。
时机在年底来了。县里有个三千万的市政绿化工程要招标,刘德发志在必得,走路都带风。他以为关系都打点好了,这个标已是囊中之物。他不知道,他克扣的每一笔钱,他工地上偷工减料的每一处细节,他为了通过检查送出的每一份“心意”,都变成了我手机里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录音、一条条清晰的记录。
我联系了在住建局工作的老战友。电话里,我只说了一句:“我需要你帮个忙。”他把所有证据都接了过去。
招标会那天,我站在政府大楼对面,看着刘德发西装革履、昂首挺胸地走进去。几个小时后,他连滚爬爬地冲了出来,彻底慌了神。当他发现,站在他面前这个被他拿捏了半年的工人,手里握着他所有的不法证据,并且精准地知道该往哪里送时,他脸上的绝望,我至今记得。
后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刘德发因拖欠工资、偷工减料、行贿数罪并罚,进去了。住建局出面,把他公司账上的钱用来给我们发工资。半年被克扣的一万二,连同其他工友被拖欠的几十万,一分不少,全都要了回来。发钱那天,工地上有人哭,有人笑,那个因为差点凑不齐学费而蹲在地上痛哭的老大哥,抓着我的手不停道谢。
老陈问我,这半年怎么忍下来的。我说,我相信这世界讲理,只是有时需要点时间和方法。冲动解决不了问题,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好地打出去。
如今,我在另一家正规工地干活,工资月结,从不拖欠。那个存满证据的文件夹,我已经删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前面的路还长。手机响了,是媳妇发来的信息:“今晚早点回来,炖了排骨。”我笑了笑,收起手机,继续砌我的墙。手里的泥刀,在阳光下北京炒股配资开户,稳稳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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