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包工头刘德发从政府大楼里冲出来时，腿都软了。他脸色惨白，领带歪斜，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看见我蹲在马路对面抽烟，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声音都在抖：“周哥，你认识评标组的人对不对？帮我说句话，求你了！”
我慢慢吐出一口烟圈，没接话。
他大概永远想不到，让他栽这个大跟头的，正是他这半年来每个月都敢克扣两千块钱的那个“老实人”。
半年前，我刚从一个跑路的老板那儿回来，兜里就剩两百块。闺女学费还差三千，媳妇愁得整晚睡不着。在劳务市场，我遇到了刘德发。他穿着花衬衫，递给我一根烟，开价一天三百，比市场价高。我没得选。
上工第一天，我就见识了他的手段。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因为砌墙不直，被他指着鼻子骂，差点挨踹。周围的人都低着头，没人敢吭声。我攥紧了拳头，但想到学费，忍住了。工长老陈私下提醒我：“刘老板结账爱扣钱，总能找到理由，能忍就忍吧。”
果然，第一个月结账，八千四的工钱，他扣了我两千。理由是我砌的墙“灰浆不均匀”，还甩出几张照片。可我一眼就看出，那根本不是我砌的墙。我没争辩，拿了六千四就走。走出板房，我掏出手机，把上周拍的工作照片和今天的扣款单，一起存进了一个新建的文件夹，名字就叫“刘德发”。
第二个月，扣款理由是“进度慢”。第三个月，变成了“材料浪费”。我依旧没吵没闹，每次拿了钱，就默默把证据存好。媳妇发现我工资不对，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说工地效益不好。晚上，她看见我在电脑前整理表格和照片，眼眶红了：“周建国，我不想你出事。”我抱了抱她：“放心，我有数。”
我不是没脾气。十年前刚退伍那会儿，我也曾因为打抱不平挨过揍，丢过工作。这些年我明白了，对付刘德发这种人，光有热血不行，得有证据，更得等一个能一击致命的时机。
时机在年底来了。县里有个三千万的市政绿化工程要招标，刘德发志在必得，走路都带风。他以为关系都打点好了，这个标已是囊中之物。他不知道，他克扣的每一笔钱，他工地上偷工减料的每一处细节，他为了通过检查送出的每一份“心意”，都变成了我手机里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录音、一条条清晰的记录。
我联系了在住建局工作的老战友。电话里，我只说了一句：“我需要你帮个忙。”他把所有证据都接了过去。
招标会那天，我站在政府大楼对面，看着刘德发西装革履、昂首挺胸地走进去。几个小时后，他连滚爬爬地冲了出来，彻底慌了神。当他发现，站在他面前这个被他拿捏了半年的工人，手里握着他所有的不法证据，并且精准地知道该往哪里送时，他脸上的绝望，我至今记得。
后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刘德发因拖欠工资、偷工减料、行贿数罪并罚，进去了。住建局出面，把他公司账上的钱用来给我们发工资。半年被克扣的一万二，连同其他工友被拖欠的几十万，一分不少，全都要了回来。发钱那天，工地上有人哭，有人笑，那个因为差点凑不齐学费而蹲在地上痛哭的老大哥，抓着我的手不停道谢。
老陈问我，这半年怎么忍下来的。我说，我相信这世界讲理，只是有时需要点时间和方法。冲动解决不了问题，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好地打出去。
如今，我在另一家正规工地干活，工资月结，从不拖欠。那个存满证据的文件夹，我已经删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前面的路还长。手机响了，是媳妇发来的信息：“今晚早点回来，炖了排骨。”我笑了笑，收起手机，继续砌我的墙。手里的泥刀，在阳光下北京炒股配资开户，稳稳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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